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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出庭作证,会有唇枪舌剑吗?
来源:浙江法制报 发布日期:2017-12-07 浏览次数: 保护色: 字号:[ ]

民警出庭作证

  3年前,当时刚参加工作1年多的乐清市乐成派出所民警孙振江得知,他们现场抓获的贩毒人员庭审时当场翻供,他作为证人,将首次出庭作证。开庭前,坐在法庭外的他,手心直冒汗。半小时后,他从法庭出来,长舒一口气——“上法庭没有想得那么可怕嘛”。在庭上,他从侦查人员的专业角度,如实回答了律师提出的四五个问题,加上警方证据采集得十分充足,最后犯罪嫌疑人不得不服法。“当我从侦查办案人员变为法庭证人,更加认识到平时侦办案件时,民警的行为规范、执法程序有多重要了。”孙振江说。

  在司法体制改革的浪潮中,为了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乐清市公安局大胆探索,联合乐清市检察院、市法院先行试水,推行刑事案件警察出庭作证制度。

  经过3年多的探索,如今,乐清警方已有50名侦查民警在30起案件中出庭作证,其中包括参与侦查活动的民警以及从事专业技术鉴定的民警。

  在乐清市公安局政委周辉看来,警察出庭作证制度的推出,将办案民警的执法场景从法庭外延伸到了法庭内。同时,以常态化的法庭作证,倒逼民警学法、懂法、守法,也倒逼民警在执法程序上更加注重细节、在执法实体上更加注重证据。

  聚焦司法体制改革 乐清先行建章立制

  2012年3月,刑事诉讼法修订中首次规定了警察出庭作证的条款。乐清市公检法在前期专题调研的基础上,于2013年底率先在刑事审判中探索警察出庭作证。经过1年多的探索后,2015年4月,在乐清市委政法委的召集下,公检法共同制定出台《刑事案件警察出庭作证办法》,对警察出庭作证制度进行细化和规范,使之更具可操作性。

  《办法》规范了警察作证的主体和内容,主体限定在参与侦查活动的公安民警、从事专业技术鉴定的民警;主要内容包括说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阐述专业技术鉴定过程,反映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说明被告人到案情况、立功情况等。《办法》还明确了警察出庭作证的范围,规定如遇上被告人提出明确的遭受刑讯逼供的线索和材料等6种情形的,有关警察应当出庭作证。

  为保护警察作证,《办法》规定采用隐名、隔离等方式让警察参与敏感性案件作证,如庭审中使用化名代替真实姓名、法律文书中不透露出庭侦查人员的个人信息;庭审中,将证人席与旁听席、被告人隔离,开通侦查人员专门通道等。

  《办法》明确,公安机关法制部门接到警察出庭通知后,应当安排相关警察出庭作证。对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作证的,检察院、法院可建议公安机关法制部门进行考核监督,检察院可发送检察建议进行检察监督。

  从抗拒到接受 民警转变思想观念

  2015年,乐清法院在审理尹某等人诈骗、信用卡诈骗案时,尹某当庭翻供,声称曾遭受刑讯逼供,并提供相关线索和材料,要求排除其在侦查阶段所作的全部有罪供述。检察机关据此申请警察出庭作证。法院经审查予以准许。

  办理这个案子的,是乐清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机动一中队中队长陈晓庆。接到要出庭作证的消息后,陈晓庆本能地有些抗拒,“尹某身上的伤,是抓捕时造成的,并非是刑讯逼供。以前遇到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写个情况说明就好了,从来没有出庭作证过。”陈晓庆说,其实更难以接受的,是心理上的转变,“特别是面对犯罪嫌疑人,以前是我们问他,现在是他问我们……”

  “要怎么上庭作证,我有些不知所措。”陈晓庆说,干了十几年刑侦,只知道破案,很少接触法庭。不过,乐清警方已经考虑到了这个问题,事先准备了警察出庭作证教学示范光盘,还对民警进行了出庭业务培训。

  做足准备后,陈晓庆站上了法庭。前面的问答都很顺利,直到被告人的律师发问:“抓捕时间是中午12点,审讯为什么是晚上11点?中间11个小时,你们在干嘛?”陈晓庆回忆,当时内心紧张了一下,因为没想到律师会这么问。好在他很快冷静下来,将这11个小时内发生的事情一一陈述,并提供了抓捕现场视频,证明尹某身上的伤是在抓捕过程中,他弃车翻越高速公路栏杆逃至绿化带并抗拒抓捕时造成的。

  法庭最后不予采信被告人关于遭受刑讯逼供的辩解。

  “经历那次出庭作证之后,我的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出庭作证也就是把自己经办案件的过程如实讲清楚,澄清事实真相,让狡辩的被告人无言以对。这是一个执法者应尽的义务,绝不是一件丢脸的事情。”陈晓庆说,“而且,在庭上,面对来自各方的询问,甚至是辩方律师的‘言语陷阱’,都会促使我们在今后的侦查办案过程中更规范、更严谨。”

  机智躲过“小陷阱” 法医出庭已有经验

  乐清市公安局法医杨汉勇,是以证人身份出庭次数最多的民警,仅今年就已经出庭了3次。

  今年年初,乐清发生一起故意伤害案。被打的王某事后去医院检查,拍完片,医生发现他断了一根肋骨。这张片子提交到乐清警方鉴定中心后,杨汉勇发现,可能还存在其他疑似骨折的地方。

  果不其然,在随后的几次复查中,王某再次拍片,发现还有一根肋骨也骨折了。最后,在上庭前,警方出具的鉴定结果为肋骨2处骨折。这让被告人觉得不理解,明明最初医生说是1处骨折,为什么最后变成了2处?

  “这涉及到案件定性的问题,1处骨折为轻微伤,2处则是轻伤。”杨汉勇说,法院通知他上庭,对此作出专业解释。

  今年2月8日,案件开庭。面对被告人律师提出的问题,杨汉勇用专业知识一一解答。他陈述了骨折愈合的形态、时期,表明拍片子时机器不同、人的体位不同,都可能造成不同结果。杨汉勇还出具了第三方证明:温州医科大学影像科专家一同会诊的结果——表明2处骨折形态一致,确实是同一时期由外力造成的。

  当他解释完后,被告人律师沉默了一阵,随后抛出了一个“小陷阱”——“骨折之后,会不会消失?”当时,杨汉勇不知道对方用意何在,但上庭多次的他早已有了应对的经验——“我们只对鉴定书中的内容负责,如果你对上面的内容有疑问,我们解释。其他无关问题,我拒绝回答。”

  最后,法庭采信2处肋骨骨折的鉴定结果。

  “法庭是个很严肃的地方,而我们的职责,是用专业的解释去陈述事件的真相。”杨汉勇说,民警出庭作证,不仅倒逼着他们不断提升专业知识,同时也是维护警方权威的渠道之一。


作者: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陈泽润 纪承伟 [返回顶部]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