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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已来 但不是说来就来——“人工智慧与未来法治”学术研讨会综述
来源:人民法院报 发布日期:2018-01-12 浏览次数: 保护色: 字号:[ ]

  今年1月6日,由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西北政法大学、山东大学法学院主办,西北政法大学中华法系与法治文明研究院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法律科学》编辑部承办的“人工智慧与未来法治”学术研讨会在陕西西安举行。来自最高人民法院、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腾讯研究院、山东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的代表近百人,围绕“人工智慧与未来法治”进行了广泛交流与讨论。

    “互联网+”风潮热度未退,一场“人工智能+”的风暴却正在掀起。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发展,人们也开始对以人工智能技术支撑下的法律+人工智能寄予厚望。

    法律+人工智能时代是否已经到来

    浙江高院民四庭庭长沈晓鸣发言道,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全面应用,在卷宗数量多、法律文献繁琐、庭审阐述和记录速度慢的法律服务领域,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显然更具优势。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指导处处长龙飞也提出应建立“人工智能+在线纠纷解决机制”的架构,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在在线纠纷解决机制中的积极作用。中国人民大学未来法治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吉豫也建议建立关于辅助法官进行司法决策的人工智能算法的开放审查、开放创新和共享共建机制。

    人工智能在司法实践中虽被证明有巨大价值,但是与会专家也一致认为人工智能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基础工作量,很难真正取代法律人。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办公室规划处处长何帆通过七个生动、有趣的故事,指出人工智能技术在司法领域的深度运用还受到数据标注、场景融入、算法伦理等因素的限制,还需要在推动数据标准化、类案清晰化、算法科学化方面付出诸多努力。人工智能可能能够更好防止犯错,但是司法是一个经验的学问,在涉及犯罪或者量刑的问题上,人比人工智能更有温度。他说:“未来已来,但不是说来就来。”

    腾讯研究院研究员曹建峰也从技术角度对算法进行解读,并通过大量案例揭示了算法存在的弊端。说算法其实并不客观,可能隐藏着歧视,而歧视可能是自主的算法系统在与人类交互过程中习得的。“从积极方面来讲,人工智能可以把法律职业者从繁琐的、重复性的工作中解放出来。但是这也意味传统法律职业需要的人手更少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讲师余盛峰对人工智能的到来表示了担忧,他认为,目前法律遭遇了科技黑箱,法律的功能正在退化,法律人正面临正当性和认同性危机。

    对于法律人是否会被人工智能颠覆的问题,青海高院副院长范明志和西北政法大学张书友副教授认为人工智能能否代替法官进行裁判,必须要上升为人类学话题进行讨论,从人类智能的探索与社会治理的意义上来讲,它只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环节。

    人工智能是否应该赋予“人”格

    2017年10月16日,爱沙尼亚政府公布人工智能法案,考虑赋予人工智能法律地位,使其成为人类的代理人,并确定其在事故中的责任问题。对此,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土地法制研究院刘洪华副教授认为,赋予人工智能主体资格既没有实益,也没有法哲学上的根据,他说:“人工智能没有发展出理性,因此不能像对待人类一样视之为目的;人工智能归属明确,因此不能像对待法人一样视之工具。人工智能是物,没有打破人物二分的私法格局。”他强调人工智能立法应当以安全为基本原则,防止人工智能伤害人类。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龙文懋教授也认为,由于人工智能不具备欲望的机制,它不具备主体性,将人工智能拟制为法律主体,当前并无迫切的现实需要,也缺乏可行性,并且有导致人的价值贬抑和物化、异化的危险。

    西南政法大学张建文教授介绍了俄罗斯第一部机器人法草案的格里申法案,提出机器人在不同法律关系中和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定位,特别是作为类似于动物的财产定位,意味着在阿西莫夫法则提出的人类高于机器人的关系模式下,人类将有可能对机器人承担在行使权利时不违背人道原则、残酷对待机器人的义务;作为准主体的定位,意味着机器人可能在有限的特别权利能力范围内获得权利主体性。

    对涉及人工智能自主生成成果的权属问题,中南大学法学院何炼红教授认为,人工智能并不符合现行著作权法中关于“独创性”和“创作意图”的内涵,贸然将人工智能自主生成成果纳入著作权制度体系,会破坏其内在统一性与合理性。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郑玉双副教授认为,应该从价值意义上考虑评估技术中立的概念,在法律与技术的重构模式中解决技术引发的归责和规范建构问题。

    伦理问题或仍是阻碍人工智能发展的最大绊脚石

    人工智能技术在法律行业中的应用在不断普及,但从目前的实际应用市场上,法律+人工智能会比人工智能技术在其他领域中凸显出更多的人类伦理道德问题。

    对此,安徽大学法学院讲师储陈城说,如全面的人工智能时代即将到来,法律需要未雨绸缪,具体到刑法领域,需要选择基本的立场,完全指向技术的促进,刑法则不加干涉;单纯强调风险防范,刑法应将严密法网。

    对于人工智能可能带来哪些风险的问题,《华东政法大学学报》主编马长山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带来伦理、算法、异化、规则、责任等风险。对于人工智能来说,它目前并不能了解人的情感是如何产生的,也很难识别人类情感。在复杂的刑事案件中,人工智能很难明白其中涉及各类人物的情绪,而只是进行最简单的“对错”之判,并不能及时地通过感知当事人情绪进行情感交互,帮助案件审理的进一步进行。

    储陈城指出,我国刑法应谨慎界定过失行为,防止造成人工智能技术的萎缩。在此立场的基础上,应控制故意滥用人工智能技术,防止法益侵害行为。

    对于人工智能,法律需要未雨绸缪

    与会专家一致表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人工智能还不能够做到抛开人类来提供法律服务,更多的是会协助人们完成一部分辅助工作。正如人工智能本身的发展一样,它对法律的变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变革已经开始。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雷磊教授说,人工智能只是辅助性司法活动的实践工具,未来人工智能在司法裁判中的具体影响方式和范围,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法学研究的水平。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高秦伟教授提出,随着科技的发展与信息种类的多样化,合理协调法律的确定性与科技发展带来的不确定性、平衡个人信息保护与数据信息之间的流动应成为个人信息立法与实践的理论起点。

    西北政法大学董青梅副教授提出,社交网络的两个主要目的是建立和扩展人际关系,现代计算机加密技术的高度复杂性,使得一般的用户根本无法通过加密对其隐私进行自我保护,隐私信息的商品化,更加刺激了这些信息的传播,应完善网络隐私法,引导社交网络的良性健康发展。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土地法制研究院张保红教授提出,个人信息包含隐私信息和非隐私信息,隐私信息为人格元素,不能成为个人或信息控制者等的处理对象,在信息时代,个人信息立法应当遵循国际潮流,应以规制为内核的义务规范为主而非以自由为内核的权利规范为主,最终实现个人保护与信息流通的平衡。

    西北政法大学中华法系与法治文明研究院研究员韩伟指出,人工智能的背后仍然是资本的逻辑或力量,未来劳动法的设计也必须考虑对资本及其造成的不平等的规则。

    会议最后,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此次研讨会是多学科、多部门学者之间的对话,聚焦人工智能和未来法治的最新进展和前沿热点进行研讨,有助于推动多学科交叉、激发另辟蹊径的新思想。


作者:实习记者 张立叶 [返回顶部]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