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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法院深入推进破产审判 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转型升级》新闻发布会发布辞
来源:省高院 发布日期:2018-04-16 浏览次数: 保护色: 字号:[ ]

 

《浙江法院深入推进破产审判  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转型升级》

新闻发布会发布辞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  徐建新

(2018年4月16日)

 

各位新闻媒体界的记者朋友:

大家上午好!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修改为起决定性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深刻指出,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有市场竞争就会有优胜劣汰,企业破产制度是规范化、法治化的市场退出通道,《企业破产法》是市场经济的一项基础性法律制度。浙江是民营经济大省,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先发之地,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不折不扣落实中央提出的要求,结合浙江实际,聚焦转型升级,坚决打破拖累浙江经济发展的坛坛罐罐。省高院围绕省委、省政府的中心工作,在最高法院的有力指导下,有效部署、持续着力推进全省法院市场化、法治化、常态化破产审判工作,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我省经济转型升级。今天,我们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发布《2017年浙江法院破产审判工作报告》和破产审判十大典型案例。

一、浙江法院推进破产审判工作取得的成效

2017年,省高院统一部署,全省法院戮力同心,浙江法院市场化、法治化、常态化破产审判工作在原有基础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取得的显著成效可以用四句话概括:数量多、质量高、效益好和机制全。

一是数量多。逐步破解破产案件“立案难”,收、结破产案件数量均居全国首位。2017年,全省法院受理破产申请2006件,审查后正式立案受理破产案件1626件,比2016年上升91.5%,其中破产清算1587件、破产重整38件、破产和解1件;全省法院审结破产案件722件,比2016年上升69%。在浙江案多人少矛盾本已十分突出的情况下,全省法院攻坚克难,受理和审结破产案件数量均创新高。

二是质量高。2016年、2017年最高法院发布十大破产审判典型案例,浙江法院均有2件入选,居全国首位,2016年入选的是绍兴中院审理的浙江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转清算案和湖州安吉法院审理的浙江同泰皮革公司执行转破产清算案;2017年入选的是绍兴柯桥法院审理的浙江南方石化工业有限公司等三公司破产清算系列案和温州中院审理的庄吉集团有限公司等四公司破产重整案。另外如温州中院审理的中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重整案,探索通过“大事记”方式破解重整企业银行信用修复难题;海宁法院审结的浙江尖山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美国新泽西州破产法院承认中国破产管理人对债务人企业在美国财产处置的效力,创立了破产审判领域国际司法协作的先例;安吉法院审理的浙江华特斯聚合物科技有限公司重整案,探索了预重整的审理模式;定海法院审理的舟山中恒置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尝试通过金融资产交易平台进行类资产证券化方式融资解决房地产工程后续融资问题,等等。这些案例,都是浙江法院破产审判法官、破产管理人等从业人员的智慧结晶。

三是效益好。通过破产审判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明显。2017年全省法院通过审结722件破产案件,共处置金融债权432亿余元,据金融监管部门反馈的情况,截至2017年末,浙江省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是1478亿余元,通过两个数据的比较可以发现,通过破产审判化解银行不良资产已经占据了相当的比重,成为我省化解不良资产、化解企业资金链担保链风险、优化金融环境的重要途径。全省法院通过破产程序共处置房屋447万平方米,释放土地资源9997亩,实现“腾笼换鸟”,助推我省经济转型升级。共安置职工13497人,在破产程序中通过加强法院与政府的联动等举措妥善处理再就业等社会问题。

四是机制全。破产审判内外部体制机制进一步优化。到2017年底,全省法院共有18家设立了专门的破产审判庭,全国法院是97家,浙江占比近五分之一。破产审判府院联动机制进一步加强,全省9个地区、38个县、市或区已经设立破产审判专项资金,共计额度近7000万元;9个地区已经出台专门的文件并建立相应的府院协调机构。温州中院从2014年开始更是推动温州市政府先后出台了三份破产审判专题会议纪要,一会儿温州中院还会专门介绍这块情况。管理人机制进一步健全,管理人分级管理体系更为明晰;竞争方式指定管理人常态化开展,2017年全省共有127件破产案件通过竞争方式指定管理人;温州、杭州、台州、宁波等地已经成立破产管理人协会,行业自律进一步加强。

二、浙江法院推进破产审判的重要举措

近年,省高院在每年的全省法院院长会议上,都会对破产审判工作作出专门部署。2017年,全省法院进一步完善破产审判机制,加快“僵尸企业”司法处置,多措并举,依法保障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依法维护金融安全,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是加大“破产保护”理念的宣传力度,通过媒体宣传、案件审理、政府协调会议等各种形式提升党政部门、社会各界对破产审判工作的接受度。我们通过破产审判特别注重向党政部门、社会各界传递三个重要信息:一是破产法规定的不仅有清算程序,还有重整与和解程序,暂时资金周转困难但具有市场前景的企业也可以进入破产程序,通过重整或者和解化解企业的债务危机,破产程序结束了企业依然可以“存活”,还能活的更好。我们今天同时发布的十大典型案例中有6个就是重整成功的案件。即使是清算程序,也可以通过资产、人员、技术等的打包处理,实现有效生产力的保留。二是破产案件多绝不意味着一个地方经济形势不佳,恰恰相反,通过破产程序释放土地、房产等经济资源,实现“腾笼换鸟”,反而能够有效助推经济转型升级,尤其对浙江这样土地资源极为紧张的省份,这个意义更为突出。三是破产程序是一个能够有效防范和化解企业资金链担保链风险的风险处置程序和集中清偿程序,通过破产法的制度化实施,能够尽早发现和暴露企业风险,集中清理债权债务,避免区域性风险和系统性风险。

二是加强破产审判府院联动。破产审判工作中,人民法院是程序的主导者,破产管理人是破产事务的具体执行者,同时,维稳、经费保障、政策协调等也绝离不开地方政府职能的发挥和公共服务的提供。2016年,省高院推动省政府先后出台《关于处置“僵尸企业”的指导意见》等三个文件,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在省级层面实质运作破产审判府院联动机制。意见明确各市、县(市、区)政府要主动与法院建立府院联动机制,积极对接最高法院和省高院有关市场化、法治化、常态化破产审判工作的部署。通过制定省级各部门任务分工方案,落实政府的维稳属地责任及经费保障、税收、信用修复等方面的公共服务职能。2017年,省高院继续推动出台《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僵尸企业”处置的若干意见》,就“僵尸企业”处置和破产审判中落实和完善税收、金融、土地管理和财政等政策问题提出了更为细化的具体要求。在省级破产审判府院联动的框架内,全省各地纷纷建立、落地生根。

三是加强人民法院内部的体制机制建设。(1)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中级人民法院设立清算与破产审判庭的工作方案》,向全省法院下发通知,推动破产审判专门机构的设立,提升破产审判专业化水平。目前有4家中院、14家基层法院设立破产审判庭。(2)推进破产财产网络司法拍卖。社会各界对破产程序耗时长的问题反映较大,我们调研发现,很多破产案件难以推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财产处置难。2017年,依托浙江尤其是杭州的互联网经济优势,省高院推动设立全国首个破产财产网络司法拍卖专门接口。6月13日,富阳法院审理的浙江泰科铁塔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的相关土地使用权、房屋通过该接口成功实施网拍,成交总价6554万元,超出起拍价1045万元,溢价率达18.97%,得到管理人和债权人的广泛好评。从浙江高院推进这项工作的前后数据对比来看,2016年4月到2017年4月,全年成交760.78亿元,其中破产资产成交金额为19.31亿元,占到2.5%;在推动破产财产专门接口这项工作以后,2017年浙江全省的网络司法拍卖成交金额为918.16亿元,其中破产资产拍卖成交金额为164.63亿元,占17.93%,平均每个拍品成交金额为683.82万元。破产财产处置的这块内容柯桥法院的做法较为典型,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一会儿会做一个专题介绍。(3)强力推进执行和破产程序衔接。执行程序注重债权人个别债权的实现,破产程序注重全体债权人的公平有序清偿。“执行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一些执行案件根本就不是“难”的问题,而是“执行不能”的问题,也就是有一部分企业被执行人已严重资不抵债,本就应当进入破产程序对所有债权人进行公平有序清偿,最终退出市场。破产程序既是规范化的市场退出通道,也是化解“执行难”问题的重要途径。2017年,通过下发专门文件、督办、通报等方式,全省法院执行移送破产审查1640件,审查后正式立案受理1223件,比2016年上升213.6%,执行移送破产审查受理案件数占全部破产案件的75%,共化解执行结案26831件,比2016年上升302.7%。

四是加强管理人工作。破产程序中,管理人承担了接管债务人财产、调查债务人企业的财产状况、清理债权债务、清收债权、接受债权申报并审查、制作破产财产变价方案和分配方案等具体破产事务,管理人的履职水平和执业能力与破产案件审理的绩效密切相关。针对破产案件大量增加的情况,2017年,省高院下发通知,在原有270家管理人的基础上,推动中院辖区根据需要编制管理人名册,到去年底温州、宁波、金华等地已经完成辖区内名册编制工作。省高院继续依托省律师协会、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平台开展管理人履职培训,到去年底共开展了五期破产业务专题培训,培训从业人员3000余人次。总体来讲,浙江已经形成“数量最大、分级管理、引进省外机构、竞争方式指定和推进破产管理人协会自律管理”的良性格局。

三、浙江法院下一步推进破产审判的几项重要工作

2007年《企业破产法》施行以来,浙江法院始终在走一条以市场化为导向、以法治化为路径、以常态化为目标的符合浙江实际的破产审判工作路子,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下一步,围绕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浙江法院将继续沿着这条路子坚定不移走下去,“一张蓝图绘到底”,继续勇立潮头,走在前列。近期重点抓好四项工作:

一是加快在全省推开破产财产网络司法拍卖。这项工作浙江有基础,也有互联网经济发展的独特优势,我们要充分利用,蹄急步稳推进。力争在年底前实现破产财产网络司法拍卖的专门接口在全省全覆盖;抓紧调研破产财产网拍与执行网络司法拍卖的异同,尽早出台专门的工作规程,实现破产财产网拍工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二是推进破产案件简易审理。目前从立法层面来说,《企业破产法》还没有规定破产简易程序,但最近最高法院发布的《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已经明确要建立破产案件审理的繁简分流机制。去年浙江法院受理的破产案件首次突破千件,达到1626件,“无产可破”或者仅有少量破产财产的破产案件数量逐渐增加,审判实践对于破产案件简易审理的需求日益强烈。今年我们已经将“破产案件简易审理”列为全省法院重点调研课题,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出台专门的破产案件简易审理工作规程,来进一步提升全省法院破产审判绩效。

三是加强管理人动态管理。这方面有几项具体工作,一个是今年推动省级破产管理人协会的成立;再一个是要出台加强管理人监督和考核的专门文件,既要通过推动设立管理人报酬资金等方式加大对管理人履职的激励,也要对管理人的履职行为加强监督,以更好维护破产程序中各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的利益。

四是进一步完善府院联动机制建设。提升联动机制的层次,建立常态化的府院联动机制,规范联动机制运作,出台相关规定,优化破产审判中的政府公共服务和政策协调、机制建设,继续提升党政和社会各界对破产审判工作、破产保护理念的认识,等等。

以上这些工作目标的实现,需要我们这些从业人员,包括在座媒体界的朋友一道努力,久久为功!期待一如既往的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在座各位朋友的大力支持、关心和帮助。

最后,再次感谢各位媒体的朋友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注和支持,谢谢大家!


2017年浙江法院破产审判十大典型案例介绍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委会委员、民二庭庭长  沈晓鸣

(2018年4月16日)

 

各位新闻媒体界的记者朋友:

大家上午好!

破产是解决企业产业深层次矛盾,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企业产业质效的重要法治途径,破产制度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刚才徐副院长从面上、从总体上介绍了在服务经济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浙江法院通过审理企业破产案件,在化解产能过剩、清理僵尸企业、助推经济转型升级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我们也同时从2017年审理的破产案件中选取了十大典型案例,点面结合。接下来我对这十个案例的情况作一个介绍。

第一,从程序的类型上,我们选取了3个清算案件、6个重整案件和1个和解案件。大家要注意,企业破产法并不是只有一个清算程序,还包括重整程序与和解程序。而且,清算、重整与和解三个程序之间还可以互相转换。比如案例2湖州安立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破产重整转清算案就是由重整转入清算程序的,案例7浙江长兴金陵医院破产清算转重整案又是由清算转入重整程序的。债务人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后,仍然要接受市场的检验,有战略投资者愿意进来接盘的,企业就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没有市场价值的只能破产清算。当然,清算程序大家也不要简单理解为企业垮掉,重整是资源配置,清算也是一种资源配置。比如案例1浙江南方石化工业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破产清算案,公司的房产、土地和设备进行整体拍卖,新企业还接纳了破产企业的员工,原来的企业虽然被清算了,但有效生产力仍然得以保留。

还要提醒记者朋友们注意一点的是,虽然十大案例中重整案件占比很高,但从案件的总量来看,2017年审结722件,重整案件为78件,占比10%,从比例来看,清算案件还是占了绝大多数。浙江是民营经济、中小企业大省,清算还是重整最终还是要取决于市场的选择。

第二,从案件的来源上,我们选取了两个执行转入破产程序的典型案例,一个是案例3——杭州新星实业有限公司执行转破产清算案,另一个是案例7——浙江长兴金陵医院破产清算转重整案。新星公司破产案件化解执行积案35件;金陵医院破产案件化解执行积案100余件。人民法院已经向全社会承诺“两到三年内基本解决执行难”,破产程序是“基本解决执行难”的重要制度通道。“执行难”具体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被执行人有财产而未被执行到位,这种情况需要加强执行措施;还有一种是被执行人已经没有财产或者现有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这种情况应为“执行不能”,就应该通过破产程序解决。从程序的功能上来讲,执行程序强调的是满足个别债权人的个别清偿利益;破产程序强调的是满足全体债权人的公平清偿利益。破产程序是一种概括执行程序和集中清偿程序,还是一种规范的市场退出程序,破产程序终结,债务人企业注销,债权债务彻底消灭,从这个意义上,破产程序可以理解为是市场经济的“清道夫”,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制度价值。

第三,从管理人的情况来看,十个案例中,有五个案件是采用了联合管理人的模式,所谓联合管理人,就是几家中介机构联合组成管理人,来执行具体的接受债权申报、审查债权、管理和处分债务人财产等具体的破产事务。尤其是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组成联合管理人,可以各自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还能起到降低管理费用的作用。从管理人的产生方式来看,十个案例中,有六个案件采用的是通过竞争方式指定管理人,而且重整案件基本是以竞争方式指定管理人为主。我简单介绍一下,对于具有重大地区影响的破产案件常态化的采用竞争方式指定管理人也是浙江特有的做法。人民法院组成评审委员会对报名参加竞争的管理人进行公开评审选定管理人,可以有效激活管理人市场,使管理人的履职能力和执业水平与破产案件的需求更为匹配,这也是浙江法院开展市场化、法治化破产审判工作的一条重要经验。因此,这次公布十大案例,我们把管理人也特别列明,也是对管理人履职工作的肯定和鼓励。对于履职出色,使破产财产价值最大化,恰当平衡职工、担保债权人和普通债权人等各类群体利益的管理人,人民法院要在报酬、资质等方面强化激励;对于履职不到位,有损害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利益行为的管理人,人民法院要加强监督和考核。

第四,从十大案例的地区分布来看,温州、湖州、绍兴、衢州地区各两个,杭州、金华地区各一个。这也基本从总体上反映虽然浙江的破产审判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还是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通过这些典型案例的发布,对从事破产审判工作的法官而言,可以积累、传播可复制可推广的审判经验、提升破产审判专业化水平;对社会公众而言,有利于破除公众对于破产程序的固有偏见,以鲜活的案例帮助社会各界尤其是企业家朋友树立“破产保护”理念,了解破产法相关知识。对于破产清算的企业,破产程序是一种集中处理债权债务的清偿程序,对债权人进行平等保护,避免个别清偿导致破产财产分配不公;对于尚有营运价值的企业,进入破产程序是一种保护机制,有利于企业的信用恢复,化解债务危机、保留核心价值,帮助其脱胎换骨、浴火重生。十个案例的具体情况我们都已经印发成册,供媒体记者朋友参阅,并希望借助大家的力量向社会广为传播。

最后,再次感谢各位媒体的朋友对人民法院工作尤其是破产审判工作的关注和支持,谢谢大家!

 

温州法院破产审判府院联动机制建设情况介绍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六庭庭长  方飞潮

(2018年4月16日)

 

按照本次新闻发布会的统一安排,下面由我向各位介绍温州两级法院府院联动机制建设的有关情况。

推进破产审判工作,破产法市场化实施的配套法律与制度建设至关重要。当前,破产配套法律制度严重缺失,影响了破产审判工作的顺利推进,也导致企业破产法实施效果不够理想。对此,温州法院先行先试,在当地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建立、健全破产审判的相关配套制度,为破产审判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扎实的外部环境。

2012年以来,温州两级法院积极推动出台三份专题府院联席会议纪要,并与相关职能部门单独出台相关会议纪要,强化了政府在破产审判工作中的公共服务职能。

一、推动解决重整企业信用修复难题

2012年以来,温州法院共审理了48件重整案件,从实践来看,民营企业重整中信用修复问题较为突出,严重影响企业重整后的正常经营和后续健康发展。长此以往,将严重影响战略投资人的积极性,进而会导致重整制度有“破产”的危险。对此,我院在总结大量重整个案经验的基础上,于2016年推动出台了全国第一个解决重整企业信用修复的地方性会议纪要,为重整企业信用修复提供了温州经验。

一是破解重整企业无法正常使用基本户的难题。破产企业的开户行往往是其债权人,开户行在其债权按重整计划完全受偿前,通常会主张未清偿的债权还要挂在账户上,款项进入账户会被自动扣划用于还款,这就会导致重整企业无法正常使用银行账户。经反复协调,最终在人民银行和相关开户行的大力支持下,形成如下解决方案:由管理人通过开户行提出撤销及重新开立基本户申请,人行予以核准后,将原基本户撤销,重新在没有债权债务关系的银行开立基本户,从而使重整企业可以正常使用基本户。

二是推动解决人行征信系统信用修复难题。因历史原因,重整企业在相关商业银行的企业信贷等级以及在人行征信中心的信用记录均为不良。若不能及时做好信用修复,将导致重整企业在后续经营活动中无法正常贷款、参加招投标等,进而影响正常经营活动的开展。对此,专题纪要明确,管理人可以分别向温州市人行或者各商业银行提出信用修复申请;市人行和各商业银行在收到申请后七个工作日内,凭管理人申请和法院出具的函件予以办理(包括大事记在内的信用记录修复手续)。

三是推动解决税务登记证信用修复难题。重整企业引进战略投资人后,会涉及税务登记证上法定代表人的变更问题,若前法定代表人被列入税务部门的黑名单,税务机关通常会以变更法定代表人可能涉及逃税为由拒绝办理变更手续。对此,纪要明确,不管原法定代表人因何种原因被列入税务黑名单,税务部门应凭法院出具的函件予以办理变更手续,亦不得以税收债权未得全额受偿等缺乏法律依据的理由拒绝办理。

同时,纪要还推动解决了重整企业参与招投标的问题和破产企业营业执照被吊销后恢复的问题。

二、全面建立税费协作机制

企业破产过程中,涉及税务问题非常突出,但是相关规定并不明晰,甚至缺乏明确规定。对此,我院积极与温州市税务部门完善合作机制,先后出台了三个会议纪要,较好地解决了破产审判中的部分涉税难题。

一是建立破产重整纳税评价机制。由主管税务机关对重整计划进行纳税评价,有效弥补了管理人不精通涉税业务的短板,免除了额外聘请税务师的费用,也使得战略投资人对重整的税收成本有清晰的判断,免除其后顾之忧。

二是创新企业所得税退税机制。税务部门在交易环节已对债务人财产拍卖所得预缴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债务人企业转破产后,由税务部门预缴征收的企业所得税应作为破产财产退还。

三是改变破产财产处置税费承担模式。以往债务人财产处置采用的是税费全部由买受人承担的模式,且具体应承担的金额未能提前披露,严重抑制了市场对购买破产财产的积极性。现纪要明确财产处置后交易双方按照税法规定,履行各自的纳税义务。买受方仅需缴纳印花税和契税,其税费负担是明确的,提高了买受人参与购买破产财产的积极性。

四是明确税收债权的清偿顺位。明确在破产程序中,不管所欠税费是否发生在纳税人以其财产设定担保之前,都应申报税收债权,按照破产法规定的顺位进行清偿,受偿顺位列担保物权之后。

五是解决税收滞纳金核销难题。明确税务部门申报的税收滞纳金按普通债权在重整计划中依约定受偿后,未受偿部分依法核销。

六是明确不得预征企业所得税的情形。纪要明确法院裁定受理破产即表明该企业已经具备资不抵债的情形,其财产处置不应当预缴企业所得税(包括财产在执行程序中处置,但处置所得由破产程序分配的情形)。

七是解决破产企业非正常户状态下的开票难题。破产企业为非正常户的一般纳税人的情形下,面临财产处置后无法开票的难题。对此,纪要对破产企业非正常户转换成正常户的具体操作流程进行了规范。

三、全面完善破产协同机制

除了重点解决前述两大问题之外,温州法院同时着力解决破产企业注销难、逃废债行为规制难、无产可破案件管理人报酬解决难等问题。一是联合温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6年7月21日出台专题纪要,对破产企业工商登记注销等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并统一了操作流程。二是为更好打击逃废债行为,温州中院与人行温州市中心支行于2016年9月12日出台专题纪要,明确人行对有逃废债嫌疑的破产企业资金流向进行协查,为打击逃废债奠定了有力基础。三是为解决管理人在办理 “无产可破”案件时的报酬及其他必需费用的支出问题,温州两级法院先后推动温州市两级财政设立破产援助专项资金共计1250万元,有效提高了管理人履职的积极性。

 

关于柯桥法院破产财产处置情况介绍

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专职委员  钱峰

(2018年4月16日)

 

按照统一安排,下面由我向各位介绍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在破产案件审理中破产财产处置的有关情况。

一、柯桥法院破产财产处置的总体情况

从2007年企业破产法实施以来,我院共处置破产财产36.95亿元,盘活土地6,180.87亩,厂房221.75万平方米,机器设备4,937套(台)。尤其是近两年成效更为显著,2016年远东石化整体资产变卖成交价10.14亿元;2017年南方石化土地厂房及设备等以6.88亿余元一次拍卖成交。

我院的破产财产处置工作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7年至2016年上半年,这一阶段破产财产处置周期长、总体难度大。扣除债权申报、审计、评估期间,一个破产案件用于财产处置的时间平均须历时一年左右,拍卖成交率仅为20.35%。以浙江海纳体育旅游用品有限公司一案为例,资产处置耗时33个月,前后经历8次拍卖、一次变卖,才最终处置。

第二个阶段是2016年下半年至今,我院对破产财产处置采取了有效措施,普遍性的处置难、周期长问题得到有效缓解。在此期间,我院共进行了150次网络拍卖,成交85次,成交率达到56.66%,其中溢价成交64次,溢价成交率42.66%,最高竞拍次数达660次,溢价率达到122.51%,一次拍卖成交36次,一次拍卖成交率达到34%。处置周期也大幅缩短,最快的处置时间仅用时54天。

二、前期破产财产处置难的原因

我院从调研和破产案件审理中发现,前期破产财产处置困难的主要原因有:

1、破产企业所处行业不景气,产能过剩严重,难以吸引有效投资。受区域产业影响,我院受理的破产案件中8成企业是与纺织、印染、化纤有关的,企业类型集中。近年来,纺织、印染行业整体景气度不高,难以吸引有效投资,对资产处置带来较大不利影响。

2、税费负担重,交易成本高。目前对破产财产的处置还没有配套的税费减免政策,破产财产处置税负重、环节多,大大提高了交易成本,降低了潜在购买人的购买意愿。

3、资产结构复杂,处置难度大。有证厂房、无证厂房交杂,权属不清、混合情况较多,如我院审理的绍兴富浩纺织有限公司、飞泰“1+6”公司中均出现土地系向村集体租赁,而厂房系企业自身建造,并有权属证书的情况。破产财产处置涉及土地权属的变更及协调,处置难度很大。

4、统一、竞争、开放、有序的市场格局尚不完善。前期破产财产处置过程中,市场开放度不够,市场容量有限,影响了财产处置的效果。

三、主要的应对措施

针对困难和问题,在上级法院的指导下,我院迎难而上,积极探索,形成了以“网拍为主、破产招商为辅、多元并行”的资产处置模式,取得了积极成效。

1、大力推进网络司法拍卖。一直以来破产财产的处置主要依赖于传统的拍卖模式进行。从2014年开始我院全部破产财产处置均由管理人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进行处置。此种做法的优点有三,一是扩大拍卖范围,二是节约处置成本,三是减少中间环节。2014年以来,我院共进行了283次破产财产的网络拍卖,其中单次拍卖资产超亿元计16宗,最高单笔成交金额6.88亿元。2017年举行70次拍卖,共计成交56次,成交金额超19亿元,盘活厂房面积33.48万平方米,释放土地资源1,200余亩。

2、破产招商,强化政府公共服务,对接产业转型升级。我院定期向区帮扶办提交拟处置破产财产情况,由区帮扶办转达相关镇街,再由相关镇街对相应的破产财产向潜在的买家进行推介或招商,以提高破产财产处置的成功率。一方面将破产财产处置与镇街的招商工作挂钩,并作为镇街年底考核评优的指标;另一方面将政府的招商帮扶政策精准聚焦到买受人受让资产后的产业升级上。我院成功处置南方石化等三公司的资产后,积极引导买受人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配套地方产业和招商政策,买受人通过增加投入数亿上马年产50万吨FDY差别化纤维,届时,其产能将占全国市场的10%左右。

3、形成破产财产处置的多元体系。一是以变卖作为拍卖原则下的保底措施。在破产财产变价方案中增设变卖程序,即在经过两次公开拍卖未能成交的情况下,授权管理人变卖财产。由管理人在变卖程序中发布公告,如在公告期只有一人报名的,则直接变卖;如有两人报名的,则重新网拍。此种模式有效地保障了拍卖模式的不足,丰富了破产财产的变价体系。例如,我院审理的赐富“1+4”公司生产性资产及远东石化整体资产均是在两次拍卖流拍后,分别以8.8亿元及10.14亿元变卖成功,相应的产能已完全恢复,总计2,800多亩的土地再次利用。二是以拆迁作为常规措施外的有力补充。对有拆迁可能破产财产所在区域,及时启动府院联动机制,指导管理人与地方政府进行拆迁补偿协商,一方面支持地方的拆迁工程进展,另一方面也有力的维护全体债权人利益。如我院审理的浙江为民纺织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厂房、土地经过五次拍卖均流拍。在相关拆迁政策出台前,辖区政府主动与我院联系,经协商最终获得5000余万元的拆迁补偿,实现债权人权益保障与服务中心工作同步高效推进。三是以不良资产处置作为破产财产处置的终结措施。对于破产企业的对外债权,主要的处置方式为诉讼清收、执行清收、协议清收,但对于无法清收的债权缺乏有效的“终结处置机制”。为此,我院创新处置方式,由管理人制定债务人债权对外清收方案,参照金融不良债权的处置模式,将企业对外债权、对外投资形成的权益类资产的处置一并归入破产财产变价方案中,明确拍卖、变卖等变价模式适用于权益类资产,提高破产财产处置效率。

今后我院将继续积极探索企业破产财产处置的新路子、新方法,充分发挥破产审判职能,服务地方金融风险防范和企业帮扶工作,助推地方经济转型升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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